“……塞利姆三世有很多反对者，我之前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我很早之前就看到了外交部驻伊斯坦布尔特使的报告，但不亲自来到奥斯曼，不亲身体验一下，那是根本就不会知道他有多少反对者的。”

“反对塞利姆三世的行动在伊斯坦布尔，在整个奥斯曼，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加尼沙里军团和其他受到塞利姆三世改革威胁的人，自塞利姆三世统治初期就变得骚动不安。长老们也坚决反对塞利姆三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塞利姆三世的每项革新都是对天方教法律和传统的一次侵犯。其他许多奥斯曼人，包括一些改革者，现在开始认识到新的世俗主义的观点对奥斯曼的‘传统文化’所可能具有的毁灭力量。因此，他们要求在一定程度的改革之后重新把奥斯曼回到过去。”

“塞利姆三世没收了很多封建主的封地，并大力改革旧军队，增加了一些人的怨恨。而且改革是在没有任何理性的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实施的，降低币值和巨大的政府开支导致新的通货膨胀，使奥斯曼的很多民众开始怨恨塞利姆三世和他的各种改革措施，认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困难都是这些改革造成的。”

陈鸣读到这里的时候有点感慨，他庆幸自己是穿越到了乾隆时候，而不是整个社会都烂掉的明末和外来压力如山一般重大的清末。

庞振坤所说的没有理性财政政策和降低比值的金融手段，以至于最后所造成的通货膨胀，陈鸣想起来就觉得头疼。在金融上面，他始终没有入门，就是到了现在他都是似懂非懂。再说了，塞利姆三世的政策还使的改革派自身分成了若干敌对派别，他们不仅与保守派斗争，还要在互相间斗争，这虽使塞利姆三世牢牢掌握了大权，但也削弱了他的支持者——改革派的政治力量。他现在还没有遭受到什么危机，但塞利姆三世比陈鸣小了十岁，他现在还不到五十岁，至少还有十几年的统治时间。而在未来，奥斯曼所要面对的局势又是少不了战争的，战争会让危机出现，而在危机时刻苏丹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政治力量的支持。

可陈鸣也不能说赛利姆三世这样的选择就是错了。要是他是塞利姆三世，很可能他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来。这又让陈鸣想起了原时空的清末，当时的改革实力，不管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乃至最后的革命派，可全都是四分五裂。

奥斯曼境内还有少数的教团长老没有一味的反对改革，他们就像清末时候的开明士绅，知道时局变化已经不改革不行了，但反对彻底的，动摇性的改革。他们在实际上更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制度让奥斯曼彻底的强大起来，就像原时空的‘西学中用’！他们也知道奥斯曼腐化了，他们也渴望恢复奥斯曼强盛时期的无限荣光。

合着庞振坤的奏折一块递到陈鸣手里的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情报。军情局在天方世界已经努力了好几十年，之前陈汉与奥斯曼帝国的深层次合作，和苏伊士运河工程，都让军情局更加深入的渗透进了奥斯曼社会。

这次送来的情报中，就有不少军情局关于奥斯曼经济发展的反馈。在之前的时代——陈汉与奥斯曼结合之前，奥斯曼帝国几乎处于经济完全孤立的状态，他们被迫屈从于欧洲商业力量的扩张，欧洲商人利用“让步”协议挤压奥斯曼的商人，以相对廉价的价格撷取这个帝国的原料——这是商业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奥斯曼各个行会这个时候也发挥出了‘威力’，他们让他们的规章变得更具有限制性，利用自己与政府的天然联系，一定程度上保存下了他们手中的一部分利益，同时也阻止了新的劳动力和技术的流入，而后者本来是可以让他们发展出抵制欧洲商业及与之竞争的能力的。

这些行会一方面保护了奥斯曼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阻碍了奥斯曼的发展。但奥斯曼行会的力量在伊斯坦布尔与中国国家层面上的合流之后，就变得如薄纸一样轻薄了。

中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商业贸易和技术输入，让奥斯曼境内的现代工业有了一定的积累，虽然奥斯曼近代工业的发展依旧步履艰辛，但他们始终在发展当中。

这一切都让陈鸣想到了原时空的满清。多么的相似，怪不得奥斯曼在原时空被称作西亚病夫。那病的真的很厉害。而至于现在的奥斯曼，有了中国帮助后的奥斯曼，或许那就像是甲午战争之前的大青果，洋务运动几十年的虎皮还有那么一点威慑力，让他们有了一段如是‘同治中兴’的中兴。

当然，武力上，这个时候的奥斯曼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只是这个优势却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现在都是1810年了，再过二三十年欧洲各国的工业革命就都要完成了，那个时候的奥斯曼国力必然大大落后于欧洲列强。到时候的奥斯曼就真的很像甲午之前的满清了。只不过满清那时候是一头纸老虎，而奥斯曼则是一头病的快要死的老虎。